六经之文不相师也，而后世不敢轩轾。后之为文者，吾惑矣。

　　拟韩临柳，效马学班，代相祖述，窃其糟粕，谬矣。夫文以载道也，苟文足以明道，谓吾之文为六经可也。何也？与六经不相叛也。否则，发明申、韩之学术，饰以六经之文法，有道君子以之覆瓿矣。

　　诗、词、文、赋，都要有个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春风舞雩之趣，达天见性之精；不为赘言，不袭馀绪，不道鄙迂，不言幽僻，不事刻削，不徇偏执。

　　一先达为文示予，令改之，予谦让。先达曰：“某不护短，即令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为我回护，是令天下笑也。”予极服其诚，又服其智。嗟夫！恶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岂独文哉？岂独一二人哉？观此可以悟矣。

　　议论之家，旁引根据，然而，据传莫如据经，据经莫如据理。

　　古今载籍之言率有七种：一曰天分语。身为道铸，心是理成，自然而然，毫无所为，生知安行之圣人。二曰性分语。理所当然，职所当尽，务满分量，毙而后已，学知利行之圣人。

　　三曰是非语。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以劝贤者。四曰利害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策众人。五曰权变语。托词画策以应务。六曰威令语。五刑以防淫。七曰无奈语。五兵以禁乱。此语之外，皆乱道之谈也，学者之所务辨也。

　　疏狂之人多豪兴，其诗雄，读之令人洒落，有起懦之功。

　　清逸之人多芳兴，其诗俊，读之令人自爱，脱粗鄙之态。沉潜之人多幽兴，其诗淡，读之令人寂静，动深远之思。冲淡之人多雅兴，其诗老，读之令人平易，消童稚之气。

　　愁红怨绿，是儿女语，对白抽黄，是骚墨语，叹老嗟卑，是寒酸语，慕膻附腥，是乞丐语。

　　艰语深辞，险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贼也，后学之殃而木之灾也。路本平，而山溪之，日月本明，而云雾之。无异理，有异言，无深情，有深语。是人不诫，而是书不焚，有世教之责者之罪也。若曰其人学博而识深，意奥而语奇，然则孔、孟之言浅鄙甚矣。

　　圣人不作无用文章，其论道则为有德之言，其论事则为有见之言，其叙述歌咏则为有益世教之言。

　　真字要如圣人燕居危坐，端庄而和气自在，草字要如圣人应物，进退存亡，辞受取予，变化不测，因事异施而不失其中。

　　要之同归于任其自然，不事造作。

　　圣人作经，有指时物者，有指时事者，有指方事者，有论心事者，当时精意与身往矣。话言所遗，不能写心之十一，而儒者以后世之事物，一己之意见度之，不得则强为训诂。呜呼！

　　汉宋诸儒不生，则先圣经旨后世诚不得十一，然以牵合附会而失其自然之旨者，亦不少也。

　　圣人垂世则为持衡之言，救世则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达之天下万世者也，可以示极，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矫枉。

　　而不善读书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训，乱道也夫！诬圣也夫！

　　言语者，圣人之糟粕也。圣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语所能形容。汉宋以来，解经诸儒泥文拘字，破碎牵合，失圣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物理，使后世学者无所适从。且其负一世之高明，系千古之重望，遂成百世不刊之典。后学者岂无千虑一得，发前圣之心传，而救先儒之小失？然一下笔开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噬指而惊，掩口而笑，且曰：“兹先哲之明训也，安得妄议？”噫！此诚信而好古之义也。泥传离经，勉从强信，是先儒阿意曲从之子也。昔朱子将终，尚改诚意注说，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则诚意章必非精到之语；使天假朱子数年，所改宁止诚意章哉？

　　圣人之言，简淡明直中有无穷之味，大羹玄酒也；贤人之言，一见便透，而理趣充溢，读之使人豁然，脍炙珍羞也。

　　圣人终日信口开阖，千言万语，随事问答，无一字不可为训。贤者深沉而思，稽留而应，平气而言，易心而语，始免于过。出此二者，而恣口放言，皆狂迷醉梦语也，终日言无一字近道，何以多为？

　　诗低处在觅故事寻对头，高处在写胸中自得之趣，说眼前见在之景

　　自孔子时便说“史不阙文”，又曰“文胜质则史”，把史字就作了一伪字看。如今读史只看他治乱兴亡，足为法戒，至于是非真伪，总是除外底。譬之听戏文一般，何须问他真假，只是足为感创，便于风化有关。但有一桩可恨处，只缘当真看，把伪底当真，只缘当伪看，又把真底当伪。这里便宜了多少小人，亏枉了多少君子。

　　诗辞要如哭笑，发乎情之不容已，则真切而有味。果真矣，不必较工拙。后世只要学诗辞，然工而失真，非诗辞之本意矣。

　　故诗辞以情真切、语自然者为第－。

　　古人无无益之文章，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为言，其发言也不得不成而为文。所谓因文见道者也，其文之古今工拙无论。

　　唐宋以来，渐尚文章，然犹以道饰文，意虽非古，而文犹可传，后世则专为文章矣。工其辞语，涣其波澜，炼其字句，怪其机轴，深其意指，而道则破碎支离，晦盲否塞矣，是道之贼也。

　　而无识者犹以文章崇尚之，哀哉！

　　文章有八要，简、切、明、尽、正、大、温、雅。不简则失之繁冗，不切则失之浮泛，不明则失之含糊，不尽则失之疏遗，不正则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则失冠冕之体，不温则暴厉刻削，不雅则鄙陋浅俗。庙堂文要有天覆地载，山林文要有仙风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对文要有忠肝义胆。诸如此类，可以例求。

　　学者读书只替前人解说，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负货，努尽筋力，觅得几文钱，更不知此中是何细软珍重。

　　《太玄》虽终身不看亦可。

　　自乡举里选之法废，而后世率尚词章。唐以诗赋求真才，更为可叹。宋以经义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为言举人矣。然犹曰：言，心声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

　　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浅之病；其文劲直者，其人必刚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丽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庄重者，其人必端严，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飘逸者，其人必流动，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质实，而察其朴钝之病；其文雄畅者，其人必挥霍，而察其弛跅之病；其文温润者，其人必和顺，而察其巽软之病；其文简洁者，其人必修谨，而察其拘挛之病；其文深沉者，其人必精细，而察其阴险之病；其文冲淡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懒散之病；其文变化者，其人必圆通，而察其机械之病；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聪明，而察其怪诞之病；其文苍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有文之长，而无文之病，则其人可知矣，文即未纯，必不可弃。今也但取其文而已。见欲深邃，调欲新脱，意欲奇特，句欲饤饾，锻炼欲工，态度欲俏，粉黛欲浓，面皮欲厚。是以业举之家，弃理而工辞，忘我而徇世，剽窃凑泊，全无自己神情，口语笔端，迎合主司好尚。沿习之调既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迷于世调，取其文而忘其人，何异暗摸而辨苍黄，隔壁而察妍媸？欲得真才，岂不难哉？

　　隆庆戊辰，永城胡君格诚登第，三场文字皆涂抹过半，西安郑给谏大经所取士也，人皆笑之。后余阅其卷，乃叹曰：“涂抹即尽，弃掷不能，何者？其荒疏狂诞，绳之以举业，自当落地，而一段雄伟器度、爽朗精神，英英然一世豪杰如对其面，其人之可收，自在文章之外耳。胡君不羁之才，难挫之气，吞牛食象，倒海冲山，自非寻常庸众人。惜也！以不合世调，竟使沉沦。”余因拈出以为取士者不专在数篇工拙，当得之牝牡骊黄之外也。

　　万历丙戌而后，举业文字如晦夜浓阴封地穴，闭目蒙被灭灯光；又如墓中人说鬼话，颠狂人说风话，伏章人说天话，又如楞严孔雀，咒语真言，世道之大妖也。其名家云：“文到人不省得处才中，到自家不省得处才高中。”不重其法，人心日趋于魑魅魍魉矣。或曰：“文章关甚么人心世道？”嗟嗟！此醉生梦死语也。国家以文取士，非取其文，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故取之耳。言若此矣，谓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吾不信也。且录其人曰中式，进呈其文曰中式之文，试问其式安在乃？

　　高皇帝所谓文理平通，明顺典实者也，今以编造晦涩妄诞放恣之辞为式，悖典甚矣。今之选试官者，必以高科，其高科所中，便非明顺典实之文。其典试也，安得不黜明顺典实之士乎？人心巧伪，皆此文为之祟耳。噫！是言也，向谁人道？不过仰屋长太息而已。使礼曹礼科得正大光明、执持风力之士，无所畏徇，重一惩创，一两科后，无刘几矣。

　　《左传》、《国语》、《战国策》，春秋之时文也，未尝见春秋时人学三代。《史记》、《汉书》，西汉之时文也，未尝见班、马学《国》、《左》。今之时文，安知非后世之古文？而不拟《国》、《左》，则拟《史》、《汉》，陋矣，人之弃己而袭人也！六经四书，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拟者何？习见也。甚矣人之厌常而喜异也！余以为文贵理胜，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仿于句字之间，以希博洽之誉，有识者耻之。

　　诗家无拘鄙之气，然令人放旷；词家无暴戾之气，然令人淫靡。道学自有泰而不骄、乐而不淫气象，虽寄意于诗词，而缀景言情皆自义理中流出，所谓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