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善以不伐为大，贤以自矜为损。是故，舜让于德而显义登闻，汤降不迟而圣敬日跻；隙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争而终于出奔。然则卑让降下者，茂进之遂路也，矜奋侵陵者，毁塞之险途也。

　　是以君子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是以怨难不在于身，而荣福通于长久也。彼小人则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是以在前者然害之，有功者人毁之，毁败者人幸之。是故，并辔争先而不能相夺，两顿俱折而为后者所趋。由是论之，争让之途，其别明矣。

　　然好胜之人，犹谓不然，以在前为速锐，以处后为留滞，以下众为卑屈，以蹑等为异杰，以让敌为回辱，以陵上为高厉。是故，抗奋遂往，不能自反也。夫以抗遇贤必见逊下，以抗遇暴必构敌难。敌难既构，则是非之理必溷而难明；溷而难明则其与自毁何以异哉？且人之毁己，皆发怨憾，而变生舋也：必依讬于事饰成端末；其于听者，虽不尽信，犹半以为然也。己之校报，亦又如之。终其所归，亦各有半信着于远近也。然则，交气疾争者，为易口而自毁也；并辞竞说者，为贷手以自殴；为惑缪岂不甚哉？

　　然原其所由，岂有躬自厚责以致变讼者乎？皆由内恕不足，外望不已：或怨彼轻我，或疾彼胜己。夫我薄而彼轻之，则由我曲而彼直也；我贤而彼不知，则见轻非我咎也。若彼贤而处我前；则我德之未至也；若德钧而彼先我，则我德之近次也。夫何怨哉？

　　且两贤未别，则能让者为隽矣；争隽未别，则用力者为惫矣。是故，蔺相如以回车决胜于廉颇，寇恂以不斗取贤于贾复。物势之反，乃君子所谓道也。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及其终极，乃转祸为福，屈雠而为友；使怨雠不延于后嗣，而美名宣于无穷；君子之道，岂不裕乎！

　　且君子能受纤微之小嫌，故无变斗之大讼；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终有赫赫之败辱。

　　怨在微而下之，犹可以为谦德也；变在萌而争之，则祸成而不救矣。是故，陈余以张耳之变，卒受离身之害；彭宠以朱浮之隙，终有覆亡之祸。祸福之机，可不慎哉！

　　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若然者，悔吝不存于声色，夫何显争之有哉？彼显争者，必自以为贤人，而人以为险诐者。实无险德，则无可毁之义。若信有险德，又何可与讼乎？险而与之讼，是柙兕而撄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

　　“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

　　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

　　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

　　愚而好胜，一等；贤而尚人，二等；贤而能让，三等。

　　缓己急人，一等；急己急人，二等；急己宽人，三等。

　　凡此数者，皆道之奇，物之变也。三变而后得之，故人末能远也。夫唯知道通变者，然后能处之。是故，孟之反以不伐获圣人之誉，管叔以辞赏受嘉重之赐；夫岂诡遇以求之哉？乃纯德自然之所合也。

　　彼君子知自损之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为损，故一伐而并失。由此论之，则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君子诚能睹争途之名险，独乘高于玄路，则光晖焕而日新，德声伦于古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