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韦庄出身京兆韦氏东眷逍遥公房，为文昌右相韦待价七世孙、苏州刺史韦应物四世孙。其家族至韦庄时已衰，他父母早亡，家境寒微。少孤贫力学，才敏过人。与温庭筠齐名，并称“温韦”。为人疏旷不拘，任性自用。

　　咸通四年（863年），曾在昭义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刘潼府中当差。

　　乾符五年（878年），长安应试不利，更名为韦庄。

　　广明元年（880年）四十五岁，在长安应举不第，正值黄巢军攻入长安，遂陷于战乱，与弟妹失散，至中和二年（882年）始离长安赴洛阳。

　　中和三年（883年），入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府中任职。

　　光启元年（885年），为赴宝鸡“迎驾”卜居衢州。次年，出发前往宝鸡，听闻唐僖宗已到兴元（今陕西汉中），亦尾随而至。

　　此后沿渭、黄河而返，在孟津上岸，原计划由许昌东南方向经安徽直达润州，不料七月间（桂花时）秦宗权攻占许州（今许昌），杀节度使鹿晏弘。看来此路不通，韦庄改变了计划沿黄河东去开封，打算从开封南下返回润州（河南开封）。不幸此时润州周宝后院起火，手下大将张郁醉酒后叛乱。在这种情形下，不宜返回浙西，只好又回到孟津。

　　大约在光启三年（887年）正月，许昌战事已毕，韦庄再一次来到许昌，打算按原计划由许昌走陆路返浙。又得知润州周宝因府中将领刘浩叛乱，逃往常州。据之，周宝已经不能再行依附，润州之事也无所牵挂，韦庄决定就此向北游历。他先来到河清县（今济源），又到泌阳小住。

　　韦庄由泌阳出发，登上太行山，直达山西境内的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县南太行山顶）。

　　约在同年三月，韦庄路过太行山貂黄岭，从壶关开始向东行走。大约在四月份，途经林、辉州之间，打算从内黄县出发经山东返回浙西。不想在此得知江南硝烟又起。韦庄索性由此向北，一路来到了正定（今石家庄）。再向北，又到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长城。离开古北口，沿着长城一路向东，直达榆关（今山海关）。他以山海关为北游的拐点向西返回，至蓟（今京）杭（杭州）大运河乘船返回南方。

　　约同年秋，途经清河县，在此上岸后得知，江南战事已毕，决定就此返回浙西，遂经山东境内，直达徐州。在徐州稍作停留。

　　光启四年（888年）春，乘船沿中运河到达扬州，在此上岸稍歇。在客栈遇见一个见面熟的“饯客”，韦庄与他聊的很投机，从他的口中将扬州之战做了详细的了解，得知江南局势仍然不稳，就打算向南躲避。他打算先到石头城（南京）暂避一时。在石头城小住期间，游览了上元县，即今南京市区台城、蒋帝庙、长干里等地。后又沿江南下，经当涂县，向东到了苏州。再南下到湖州，继续南下至富春，经桐庐县，折向东到了绍兴，再向东到宁波。由此向西，又到西施故里暨阳县，再往西到了东阳。再往西，到婺州（今浙东金华）小住，由此返回卜居地衢州。

　　龙纪元年（889年）冬，他从衢州出发到江西，在边界处拜访了居士楚公，下一站到了信州（今饶州）。此后又沿信江逆流而上到了饶州（今鄱阳县），由此再向西北斜穿鄱阳湖到九江，寻访至庐山东林寺。接下又来到了南昌，由南昌再向南到抚州，从抚州向西行再到宜春。在此，韦庄取消了向西北方向到长沙的行程，转而向正西方向直接到了湘中即今湖南邵阳、娄底的交界处。此后又转向东南到了耒阳，由耒阳再向东向南到了赣州，由赣州准备返回。接下来，从赣州往东到西江（今会昌），再由此北上到建昌（今南城县）。

　　大顺二年（891年）秋，由建昌经信州（今上饶县）返回衢州。

　　景福元年（892年）秋，五十岁的韦庄准备长安应试。他从衢州出发，经江西信州、鄱阳、九江到湖北境内。先到达黄石，后抵达齐安郡（今黄冈县西北）。又经鄂州到夏口（今武汉）。

　　景福二年（893年）正月，到了商南（今陕西商南县）境内。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长安。不幸的是这次他又落榜了。韦庄听从黄滔的建议，立刻动身去河东道去找郑尚书。他出了潼关，乘船顺黄河向东，在垣县上岸，直奔绛州（今新绛）。又由此继续北上到了平陵（今文水县东二十五里），再渡过黄河到绥州（今陕西绥德）。离开绥州，韦庄乘船沿黄河边向南直到潼关，返回长安。

暮年及第
　　乾宁元年（894年），年近六十的韦庄终于得中进士，被朝廷任命为“草诏”的校书郎，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由于对时局中兴的期望值不高，韦庄又开始为“著身”而早做打算。

出使西蜀
　　乾宁三年（896年）春，韦庄先来到童年时居住过的下邽（今陕西渭南），随后北上来到鄜州（今陕西富县），辗转来到了宜君县。在此得到皇上诏令，才骑马匆匆相别而去。原来，西川王建与东川顾彦晖相互攻击，皇帝命令韦庄为判官，配合谏议大夫李询奉使入蜀，前往劝说西川节度使王建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和解。到蜀后，王建并不理会皇上的诏书，仍然大战大败顾彦晖，占据了两川之地。对于韦庄来说，此次入蜀，却得到了王建的赏识。王建很希望招韦庄至自己的幕下，可韦庄并没有立即答应，仍在静观时局的变化。

　　光化二年（899年），韦庄除左补阙。在此期间主要干了与政局无关，却与历史文化传承相关的两件事。其一，在历史文化遗存上，与兄弟韦蔼合作编著《又玄集》，集中收录了“才子一百五十人，名诗三百首。”其中有妇女诗十九家，不但为诗集收录女子诗开了先例，也给妇女对中华文化事业的奉献作了充分的肯定；其二，是为虽未通过或参加科考，但其作品和能力都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历史人物，如李贺、贾岛、温庭筠、陆龟蒙等十人奏请，追赠为进士名誉或赠官。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意义有三：首先是体现了韦庄对当时科举中重试卷，轻能力弊病的纠正；其次是将选才仅以评判试卷为标准，扩大到与文化人能力相关的作品（当然包括质量两方面）及社会影响上；其三，从选才目的上，由单方面为朝政负责，转向兼顾为考生个人发展着想。

襄助王建
　　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宦官发动了宫廷政变，囚禁昭宗，假拟圣旨，立太子李裕为帝。听到这个消息后，韦庄真的绝望了。其《赠云阳裴明府》：“已闻陈胜心降汉，谁为田横国号齐。”（田横，秦末起义首领，不肯称臣于汉）证明他已下了投靠王建的决心。王建非常高兴，当即命他为掌书记。据《唐诗纪事》载：朝廷“寻召为起居舍人，（王）建表留之。”

　　韦庄入蜀后，以保地方平安为已任。抚民方面，在任掌书记期间，有一个县令扰民，韦庄上书于王建说：目前“正当凋瘵（病）之秋，好安凋瘵；勿使疮痍之后，复作疮痍。”即不要使百姓生活雪上加霜的意思。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难得还有人为民着想，一时间被传为美谈。王建就此而任用韦庄为起居舍人。

　　在避免内战方面，韦庄又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阻止了蜀皇以“思为祖上报仇”为名征讨朱全忠，避免了发自于蜀内部的主动战争。如天祐元年（904年）八月，昭宗被朱全忠所杀，“高祖（王建）颇内怀兴复”，韦庄遂“以兵者大事，不可仓卒而行”进行劝阻。天祐三年（906年）韦庄被任以西蜀安抚使。

　　二是识破了朱全忠欲吞并蜀的诡计，避免了来自外部藩镇的被动战争。“梁（朱全忠）复通好高祖（王建），推高祖为兄”韦庄笑着说：“此神尧骄李密之意也（指李密投降李渊，后为李渊所杀一事）。”

　　天佑四年（907年）三月，唐王朝正式寿终正寝，哀帝被迫将皇位“禅让”给朱全忠，建国号梁，改元开平，以开封为国都，史称后梁。韦庄闻讯后，本着维护一方安宁的原则，与诸位将领共同劝进王建说：“大王虽忠于唐，唐已亡矣，此所谓天与不取也。”于是，率官吏民众大哭三天后，拥戴王建即皇帝位。韦庄从此晋升左散骑侍，判中书门下事等官。据《十国春秋》蜀国：“凡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由庄所定。”这一系列举措使得蜀地在最小程度上减轻了战乱之患，可谓功不可没。次年韦庄被委任为宰相，蜀之开国制度多出其手，后终身仕蜀，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

　　武成三年（910年）八月，韦庄在成都花林坊逝世，享年七十五岁，谥号“文靖”。

　　韦庄在唐末诗坛上有重要地位。清代翁方纲称他“胜于咸通十哲(指方干、罗隐、杜荀鹤等人)多矣”（《石洲诗话》），郑方坤把他与韩偓、罗隐并称为“华岳三峰”（《五代诗话·例言》）。他前逢黄巢农民大起义，后遇藩镇割据大混战，自称“平生志业匡尧舜”（《关河道中》），因而忠于唐王朝是他思想的核心,忧时伤乱为他诗歌的重要题材,从而较为广阔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面貌。《悯耕者》、《汴堤行》对战乱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深表同情。《睹军回戈》、《喻东军》、《重围中逢萧校书》对当时屯居洛阳的援军残害人民、掳掠妇女的丑恶行径作了谴责，同时又对他们拥兵自重、未能积极镇压起义军表示不满。而《铜仪》、《洛北村居》、《北原闲眺》、《辛丑年》等诗，则反映了他对唐室“中兴”的热切期待；《闻再幸梁洋》、《江南送李明府入关》等诗，表示了他对离乱中的君主、皇族多所眷念;《咸通》、《夜景》、《忆昔》等作,更抚今追昔，为唐王朝的衰微唱出了深沉的挽歌。他又有一些出色的怀古诗，如《台城》、《金陵图》、《上元县》等，在对南朝史迹的凭吊中，也寄寓着他对唐末社会动乱的哀叹，情调凄惋。此外，他还有一些诗如《思归》、《江外思乡》、《古离别》、《多情》等，反映了他长期四处飘泊，求官求食的境遇和心情。他的写景诗，如《题盘豆驿水馆后轩》、《登咸阳县楼望雨》、《秋日早行》等，取景疏淡，思致清婉，也有特色。他以近体诗见长。律诗圆稳整赡，音调响亮，绝句包蕴丰满，发人深省；而清词俪句，情致婉曲，则为其近体诗的共同风格。

　　韦庄的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秦妇吟》。此诗长达1666字，为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诗中通过一位从长安逃难出来的女子即“秦妇”的叙说，正面描写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称帝建国，与唐军反复争夺长安以及最后城中被围绝粮的情形。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一方面对起义军的暴行多所暴露，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义军掀天揭地的声威及统治阶级的仓皇失措和腐败无能；一方面揭露了唐军迫害人民的罪恶，另一方面又夹杂着对他们剿贼不力的谴责。它选择典型的情节和场面，运用铺叙而有层次的手法，来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矛盾，布局谨严，脉络分明，标志着中国诗歌叙事艺术的发展。韦庄因此诗而被称为“秦妇吟秀才”。由于某种忌讳,韦庄晚年严禁子孙提及此诗,也未收入《浣花集》，以致长期失传。20世纪初始在敦煌石窟发现。

　　韦庄与温庭筠又是花间派中成就较高的词人，与温庭筠并称温韦。温、韦词在内容上并无多大差别，不外是男欢女爱、离愁别恨、流连光景。但温词主要是供歌伎演唱的歌词，创作个性不鲜明；而韦词却注重于作者情感的抒发，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 5首，学习白居易、刘禹锡《忆江南》的写法，追忆往昔在江南、洛阳的游历，把平生漂泊之感、饱经离乱之痛和思乡怀旧之情融注在一起，情蕴深至。风格上，韦词不象温词那样浓艳华美,而善于用清新流畅的白描笔调,表达比较真挚、深沉的感情，如〔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女冠子〕“四月十七”、“昨夜夜半”等。他有些词还接受了民间词的影响，用直截决绝之语,或写一往情深,或写一腔愁绪。如〔思帝乡〕“春日游”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于率直中见郁结；〔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的“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以终老异乡之“誓”，更深一层地抒发思乡之苦。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许昂霄《词综偶评》评韦词“语淡而悲，不堪多读”，都指明这一特点。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韦词高于温词，指出“端己词情深语秀”，“要在飞卿之上”；“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也是从这点着眼的。但韦词间有艳亵语，为其不足处。

　　本集和研究资料 《蜀梼杌》著录韦庄《浣花集》20卷。《补五代史·艺文志》著录《韦庄笺表》1卷、《谏草》2卷、《蜀程记》1卷、《峡程记》1卷、《韦庄集》20卷、《浣花集》5卷、《又玄集》5卷。今仅存《浣花集》及所选诗《又玄集》，余皆佚。

　　《浣花集》为韦庄弟韦蔼所编,蔼序说,韦庄在“庚子(880)乱离前”的作品，大都亡佚；到编集时,他才搜集到1000多首。然今传《浣花集》仅存诗200多首,尚不足原编四分之一。此集有明正德间朱承爵刻本（《四部丛刊》即据以影印）和晚明汲古阁刻本，皆作10卷，大致以时地分卷，各卷篇数多少不均。《全唐诗》略加归并，编为5卷，内容全同。另《补遗》1卷，大概为后人于结集后所增补。

　　韦庄词向无专集。《全唐诗》从《花间集》、《尊前集》、《草堂诗余》等辑录54首。刘毓盘辑有《浣花词》1卷，共55首，刊入《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

　　近人向迪琮编有《韦庄集》，收韦诗300多首，词55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印行，较为通行。

　　关于韦庄生平事迹，《蜀梼杌》、《唐才子传》、《十国春秋》均有材料。近人曲滢生有《韦庄年谱》（北平清华园我辈语丛刊社1932出版）。今人夏承焘有《韦端己年谱》（见《唐宋词人年谱》，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1版），资料丰富，考订精密，于韦庄一生行迹，钩稽颇详。

　　其中《菩萨蛮》（二）写江南春色，“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更兼有“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此情此景足使将欲远行的游子痛断人肠，由此词人有“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之劝词。此词情致缠绵，意象鲜明，堪称咏“江南春色”的诸多诗作中罕见之佳作。

　　韦庄的闺情词亦写得非常出色，词语与闺中之美人浑然融于一体，见词尤见人，词音即人语，可谓风韵臻于极致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谈到：“‘弦上黄莺语’（见《菩萨蛮》），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称其词“骨秀”，评价他说“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可知矣。”

　　诗词都很有名，诗方面今传《浣花集》十卷。韦庄曾经家陷黄巢兵乱，身困重围，又为病困。 中和三年(883年)三月，在洛阳，著《秦妇吟》。长诗《秦妇吟》反映战乱中妇女的不幸遭遇，在当时颇负盛名，但诗中对黄巢农民起义军颇多诋毁。后人将《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

　　韦庄作品词语言清丽，多用白描手法，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情凝词中，读之始化，以至弥漫充溢于俯腑。其词无专集，散见于《花间集》、《尊前集》和《全唐诗》等总集中，近人王国维、刘毓盘辑为《浣花词》一卷，凡五十四首，盖取其诗集为名者也。代表作有《菩萨蛮》（一、四、五）、《浣溪沙（五）、《应天长》（二）、《荷叶杯》（一、二）、《清平乐》（三）、《谒金门》（二三）、《河传》（二）、《天仙子》（二、四）、《诉衷情》（一）、《女冠子》（一、二）、《木兰花》等。

　　韦庄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的重要词人，并称“温韦”。温秾丽，韦清新。韦庄词除写言情外，还常写个人身世之慨。韦庄是诗人韦应物四世孙。至韦庄时，其族已衰，父母早亡，家境寒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