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那忽急忽徐、时高时低的古筝声,就从这变到巧妙的指尖飞出来,传入耳中秦筝声声,使人联想到秦人的悲怨之声。筝声像柳条拂着春风絮絮话别,又像杜鹃鸟绕着落花,娟娟啼血。那低沉、幽咽的筝声,好像谁家的白发恬母黑夜里独坐灯前,为游子不归而对影忧愁,又好像谁家的少妇独自守立空楼,为丈夫远出而望月长叹。筝声本来就苦,更何况又掺入了我的重重离别之恨,南北远离,相隔千里,两地相思。
注释
筝:一种拨弦乐器,相传为秦人蒙恬所制,故又名“秦筝”。它发音凄苦,令人“感悲音而增叹,怆憔悴而怀愁”(汉侯瑾《筝赋》)。
抽弦促柱:筝的长方形音箱面上,张弦十三根,每弦用一柱支撑,柱可左右移动以调节音量。弹奏时,以手指或鹿骨爪拨弄筝弦;缓拨叫“抽弦”,急拨叫“促柱”。
“似逐”两句:似,好像。逐,追逐。态,状态,情态。随,追随。识,认得,辨别。
独夜:孤独一人的夜晚。
灯影:灯下的影子。
空楼:没有人的楼房。
更(gèng):更加,愈加。
几重(chóng):几层。
“江南”句:指南北远离,两地相思。▲
这首诗写诗人听筝时的音乐感受,其格局和表现技巧别具一格,别有情韵。
首句“抽弦促柱听秦筝”,“抽弦促柱”点出弹筝的特殊动作。忽疾忽徐、时高时低的音乐声,就从这“抽弦促柱”变化巧妙的指尖端飞出来,传入诗人之耳。诗人凝神地听着,听之于耳,会之于心。“听”是此诗的“题眼”,底下内容,均从“听”字而来。
诗人听筝最突出的感受是“无限秦人悲怨声”,诗人由秦筝联想到秦人之声。据《秦州记》记载:“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巅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这就是诗人所说的“秦人悲怨声”。诗人以此渲染他由听筝而引起的感时伤别、无限悲怨之情。下面围绕“悲怨”二字,诗人对筝声展开了一连串丰富的想象和细致的描写。
“似逐春风知柳态,如随啼鸟识花情。”诗人巧妙地把弦上发出的乐声同大自然的景物融为一体,顿时使悲怨的乐声,转化为鲜明生动的形象。那柳条摇荡、柳絮追逐、落英缤纷、杜鹃绕啼的暮春情景,仿佛呈现于读者的眼前;春风、杨柳、花、鸟,情怀毕露,更加渲染出一片伤春惜别之情。
“抽弦促柱”之声的变化,又唤起诗人更加奇妙的联想:“谁家独夜愁灯影?何处空楼思月明?”上一联写大自然的景物,这一联则写人世的悲欢,更加真切感人。“独”、“空”两字,尤使画面显得分外凄清,增加了盼子思夫、离愁别恨的分量。“愁灯影”、“思月明”,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灯前别无他人,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可见何等孤独,不能不“愁”。楼头没有亲人,只见明月高悬,可见何等空荡,不能不“思”。这两处倘若写作“愁灯下”、“思离人”,就索然无味了。这一联用暗喻,且用“谁家”、“何处”疑问句式,不仅显得与上一联有参差变化之美,而且更能激起想象的翅膀,让各人按自己的生活体验,从画面中去品尝筝声所构成的美妙动人的音乐形象。
以上两联所构成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描摹出筝声之“苦”,使人耳际仿佛频频传来各种惜别的悲怨之声。筝声“苦”,如果听者也怀有“苦”情,筝弦与心弦同声相应,那么就愈发感到苦。诗人柳中庸正是怀着苦情听筝的。
这首描写筝声的诗,着眼点不在表现弹奏者精湛的技艺,而是借筝声传达心声,抒发感时伤别之情。诗人展开联想,以新颖、贴切的比喻,集中描写筝弦上所发出的种种哀怨之声。诗中重点写“声”,却又不直接写“声”,没有用一个象声词。而是着力刻画各种必然发出“悲怨声”的形象,唤起读者的联想,使人见其形似闻其声,显示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柳中庸 (?—约775)名淡,中庸是其字,唐代边塞诗人。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为柳宗元族人。大历年间进士,曾官鸿府户曹,未就。萧颖士以女妻之。与弟中行并有文名。与卢纶、李端为诗友。所选《征人怨》是其流传最广的一首。《全唐诗》存诗仅13首。其诗以写边塞征怨为主,然意气消沉,无复盛唐气象。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