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粟园后,有莲池二十余亩,临水有园,楮树丛生焉。予欲置一亭纳凉,或劝予:“此不材木也,宜伐之,而种松柏。”予曰:“松柏成阴最迟,予安能待。”或曰:“种桃李。”予曰:“桃李成荫,亦须四五年,道人之迹如游云。安可枳之一处?予期目前可作庇阴者耳。楮虽不材,不同商丘之木,嗅之狂醒三日不已者,盖亦界于材与不材之间者也。以为材,则不中梁栋枅栌之用;以为不材,则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其用亦甚夥。昔子瞻作《宥老楮诗》,盖亦有取于此。”
今年夏,酷暑,前堂如炙,至此地则水风泠泠袭人,而楮叶皆如掌大,其阴甚浓,遮樾一台。植竹为亭,盖以箬,即曦色不至,并可避雨。日西,骄阳隐蔽层林,啼鸟沸叶中,沉沉有若深山。数日以来,此树遂如饮食衣服,不可暂废,深有当于予心。自念设有他树,犹当改植此,而况已森森如是,岂惟宥之哉?且将九锡之矣,遂取之以名吾亭。
译文
金粟园后面,有一个二十多亩的莲池,靠近水的地方有一个园子,楮树生长得很茂盛。我想在那里建一个小亭子以供纳凉,有人劝我说:“楮树不是一种有材用的树,最好把它砍去,种上松柏。”我说:“松柏长得很慢,需要很久才会有阴凉,我怎能等得了?”又有人建议说:“种上桃李。”我回答说:“桃李成荫,也需要等四五年,道人云游四海,像云一样游走,怎能滞留于一处呢?我需要的是现在可以用来乘凉的。楮树虽然不能有大材用,但也不像商丘的树木,闻了之后让人狂醉三天而不能自己,也介于有材用和无材用之间。如果认为它有材用,它却不能用来作为顶梁柱。如果认为它无材用,它的皮却可以做纸,结的果实可以用药,也可染丝织品,可以洗脸,用处还是很多的。以前苏轼作《宥老楮诗》,大概也是来源于此种说法。
今年的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待在前面的堂屋就像火烤一样,到了这个地方却清风送爽,凉快无比,而且楮树叶都有手掌那样大小,树荫很密很大,整个亭台都在树荫之下。在亭子周围种上竹子,亭子上盖上箬叶,阳光就遮住了,还可以避雨。太阳西移,隐藏于茂密的树林,枝叶间小鸟因为热而鸣叫着,沉闷的气氛就像是在深山老林里一样。这些日子以来,在楮树下纳凉就像穿衣吃饭,未曾有一天停息,甚是合乎我的心意。自己思量种植别的树木,还是应当种植楮树,而且到了现在,楮树已经长得繁盛茂密,难道不应该感谢它吗?那么就用最高的殊荣对待它,所以以之为我这座亭子的名字。
注释
金粟:桂花的别名。因其色黄如金,花小如粟,故称。
楮树:落叶乔木。皮可制纸。
或:有人。
不材:不成材,无用。
道人:炼丹服药、修道求仙之士。
迹:形迹。
枳:阻塞。
期:希望,企求。庇阴:遮蔽。
商丘之木:见于《庄子·人间世》:“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大木焉,有异……嗅之,则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狂醒:极清醒。
枅(jī)栌(lú):柱上方木。
颒(huì)面:洗脸。
夥(huǒ):众多。
“昔子瞻作”二句:苏轼《宥老楮诗》中有句:“静言求其用,略数得五六。肤为蔡侯纸,子入桐君录。黄缯练成素。黝面颒作玉。灌洒烝生菌,腐余光吐烛。”宥,宽恕,赦免。静言,仔细地。蔡侯:指发明造纸的蔡伦。桐君:传说为黄帝时医师。曾采药于今浙江桐庐东山,结庐桐树下。人问其姓名,则指桐树示意。遂被称为桐君。烝,指气体上升。腐余,腐朽废弃之物。
前堂:前面的正房。炙:烤。
遮樾(yuè):指树荫遮蔽。樾,树荫。
植:直立。
箬(ruò):竹笋外壳。
曦(xī)色:指阳光。
沸:喧嚣。
沉沉:形容寂静无声或声音悠远隐约。
废:抛弃,废弃。
有当:适合,合宜。
森森:树木繁密的样子。
九锡:古代天子赐给诸侯、大臣的九种器物,是一种最高礼遇。▲
袁中道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夏天,和二哥袁宏道从北京回到荆州府城江陵(今属湖北),同在沙头(今属湖北,当时属江陵管辖)居住。他在沙头买得一座旧园,定名金粟园。其间修建了楮亭,并作此记。
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是公卿设供帐,祖道都门外,车数百辆;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方以能诗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
予忝在公卿后,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辆,马几匹,道旁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固不论也。
然吾闻杨侯之去,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